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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夜音谛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蟋蟀意象  

2011-04-15 07:02: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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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音谛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蟋蟀意象

作者:姜金元

 

摘要:在表现生命主题时,中国古典诗词大多从人生的悲苦情怀入手,而蟋蟀是诗人表现悲苦情怀的常见意象。本文分析了蟋蟀意象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演进历程。

关键词:蟋蟀; 意象; 悲秋; 生命;时间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5-0124-04

 

 

对生命的讴歌和悲叹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表现生命主题时,中国古典诗歌创造了一系列的意象,其中之一便是蟋蟀意象。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吟咏蟋蟀的诗篇: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唐风?蟋蟀》)诗中以蟋蟀起兴,感叹岁月飞逝。姚际恒评价道:感时惜物诗肇端于此”(《诗经通论》)

 

蟋蟀意象往往与对生命的悲叹联系在一起。对生命的感叹总是与对时光的感叹相联系,生命原本就是时间性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意识也总是与时间意识相互感发。时光悄然流逝,永不回头,它冲洗着生命的堤岸,仅留下沙与沫,甚至终将归之于无,来自尘土复归于尘土。于是,诗人们把对时间的敏感和生命的慨叹凝聚成诗篇。陆机《文赋》概括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进一步揭示了宇宙万物的阴阳消息和生命节律: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阳春与阴秋两个时象对应着生命的舒与惨两种色调,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张衡《西京赋》)。而其中尤以阴秋题材的诗歌更能表现诗人对生命的领悟,盖如韩愈所言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诗经》就有对秋日的描述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小雅?四月》)

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主题是由楚辞奠定的。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乏浮浮。”(《抽思》)“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秋烟江枫日暮寒波,成了后世言愁的范仪,难怪清代商盘感叹地当三楚易悲秋(《送吴好山之楚南》)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九辩》),为什么楚辞作者独凝神于秋?为什么秋天的物色会引发人们深深的悲意呢?神话人类学认为,在神话思维的拟人化类比作用下,自然界的一切都有了生命,正如草木发生的春季被想象为生命萌发的时间,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季自然被想象为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时间。”[1]在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视界中,更是将自然界的阴阳消息生长衰杀与人的舒惨感嗟联系在一起,将自然界的时间现象与主体的生存时间和生命节律相感应: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文心雕龙?物色》)

 

蟋蟀的感性形式与生命意蕴之间有着较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表现窘迫的时间感受和悲剧性的生命意识上,蟋蟀意象具有较高的表现力,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蟋蟀是秋季的代表。在自然界中,生物以自身的时间与外部世界的时间相对应并反映外部世界的时间。动植物以其内在的生物节律感应着外部物理时间,形成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这些生命现象与四时有着隐密的关联比如,蝉是夏虫的代表,据丁山先生考证,甲骨文中的字写作蝉的样子。[2]蟋蟀则是秋虫的代表。据郭沫若考证:甲骨文的字,象形蟋蟀一类的秋虫,谐其鸣声,借作秋季的字。作为候虫,我国先民早就知道把蟋蟀理解为秋天的表征。《诗经?豳风?七月》详细地叙述了蟋蟀的这一物候特征: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崔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鸣。故又名寒虫。《汉书?王褒传》:蟋蟀俟秋吟。明顿锐亦将报告秋讯的任务派定给蟋蟀:候气感化机,吟秋率其职(《观斗蟋蟀》)在诗歌中,蟋蟀总是以秋季物象出现: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徐干《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与其它悲秋题材的物象相比,蟋蟀更能引发诗人的感叹,因为这种微虫更容易给人以时光飞逝生命短促的窘迫之感。在自然界里,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陶潜《形影神》)草木遇霜凋零,但还有来年返青的时候,而蟋蟀这类微虫,得阳而生,得阴而藏,暑生寒亡,在人类的时间标尺下,它们不知春秋晦朔,小年如露,须臾晞干。若以日月天地为时间标尺,人类,尤其是个体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人们吟唱道: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蛩吟苦,渐漏水丁丁,箭壶催晓。”(姜夔《秋宵吟》)

第二,蟋蟀是夜虫的代表。宋玉《九辩》: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清朱筠《古诗十九首说》云:大凡时序之凄清,莫过于秋;秋景之凄清莫过于夜。按照古代的阴阳学说,春者阳,秋者阴;昼者阳,夜者阴。就一年而言,春是阳气回升的季节,秋是太阳的热力衰退的季节;就一日来说,昼是阳光普照的时候,夜是太阳的光明消失的时候。《周易?系辞传》云: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显然,昼夜已不仅仅指自然界的日出日落,它含有丰富的玄妙之道。焦循用阴阳解说昼夜,孔颖达用幽明解说昼夜,朱熹则用死生鬼神解说昼夜。其实,这些解说在本质上应是相通的,阴————————生这几对范畴相互对应相互联系。《周易?系辞传》就是将这几对范畴放在一起来加以阐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正如春秋总是与生死相对应,昼与夜也往往与生死相对应。印度吠陀哲学家也常将自然界的黑夜与白昼拿来类比精神现象的死与生。从这个角度看,蟋蟀之鸣比蝉鸣更具悲凄,倒是与萤有相似之处。夜色中群动具息,而此时的蟋蟀之鸣更见凄清。而夜幕中的人也更容易由外界返归自己,由空间潜入时间。

第三,蟋蟀意象是一种声音形象,更容易引起人的生命情绪,就如同音乐最容易带给人内心的震撼一样。蟋蟀善鸣,蟋蟀一词原本就是以其声音命名的,它由两个摩擦音构成,摹拟该昆虫的鸣声。蟋蟀进入人们的世界,突出的是其听觉印象;蟋蟀进入游艺也是始于声音。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听其音。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其后才发展为斗蟋蟀,纨绔子弟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南宋宰相贾似道,在金兵围攻襄阳形势危急的当口,仍然与群妾以斗蟋蟀为乐。更有甚者,明宣宗宣德九年竟以敕令的形式向地方征召促织,一时间成为社会风习,还有多部专门著作出现。不过,作为有闲者的娱乐和一种赌博方式,养蟋蟀以观其斗很少进入文学。真正进入诗人视野的是蟋蟀的鸣声,而且,是一种哀音: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来相亲”(杜甫《促织》)促织声尖尖似针,更深刺着旅人心。独言独语月明里,惊觉眠童与宿禽”(贾岛《客思》)静听寒声断续,微韵转凄咽悲沉。”(张功甫)《促织志》的作者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指出: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性胜,秋尽则尽。促织,即蟋蟀之别名。商,指我国古代乐调中的商调。我国古乐包括宫羽五音,古人认为商声属秋,孟秋之月,其音商”(《礼记?月令》)。商调一般不被人采用,例如《诗经》305篇竟无一采用商调,据说周朝不用商调是因为商调含有一股肃杀之声,不符合中和之美。与官家乐章相比,民间私乐则开放些,荆轲刺秦王临行时的《易水歌》便是用的商调。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商音则比比皆是。而蟋蟀几乎成了商调商音秋音的代名词。唐人顾况《弹琴谷诗》云:因君扣商调,草虫惊暗壁。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蟋蟀的鸣叫是其复翅上的刮器与音锉相互摩擦,致使复翅振动而发出声音,以此来寻找配偶。雄蟋蟀发出鸣声,呼唤雌蟋蟀的到来;当雌蟋蟀靠近时,雄蟋蟀便改变声调,发出求偶的信号。象这种类似于关关雎鸠”“君子好逑的音讯,本该是快乐的音符,为何在诗人的耳中竟变为凄苦的商音呢?唐李子卿在《听秋虫赋》中概括道:时不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地秋。况白露之夜遥,听阴虫之啾啾。且鸣因夜急,思以秋苦。……且虫之声也无端,人之听也多绪。是诗人以自己的生命感受调准了蟋蟀悲哀局促的琴弦。

除了生命短促的感叹,还有命途多舛的悲哀。因此,对于失意者,更容易伤蟋蟀之局促,感时光之易逝: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在寂寞的秋夜,抒情主人公听着促织的鸣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同门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过去或共时的生活,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世事的变迁,差异出现了。同门友已高举振六翮,而自己被遗弃在寒露野草之间。昔日携手同行者,今日天上地底人,竟是云壤之差!命运将其分隔为两个世界:玄鸟逝安适”?“促织鸣东壁。玄鸟,即燕,它与春天和温暖在一起,仲秋之月,……玄鸟归。”(《礼记?月令》);而促织终与秋草和寒露为伴。玄鸟可以在天空飞翔,对于匍伏于东壁寻求些许温暖的促织来说,玄鸟的世界是那样辽阔,充满生机与色彩,而自己的空间是那样窘迫悲凉单调。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命运比作蟋蟀的悲吟,将蟋蟀作为自己生命体验的外部验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总是欢愉时少而愁苦时多,作为秋虫夜虫微虫的蟋蟀最容易唤起人们的怜悯和自怜。

 

袁行霈先生认为: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3]蟋蟀由一个自然界的昆虫发展为表达生命情感的审美意象,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就中国古典诗歌范围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阶段:

1. 取《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并借助这些物象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意象,蟋蟀便是其一。《唐风?蟋蟀》《豳风?七月》或以蟋蟀起兴,或铺叙蟋蟀本身的活动。但《诗经》中的蟋蟀意象,基本止于物象上,这种物象虽然也能传达意思,但此意思主要是一种在长期的生活中观测到的物候知识,而不是诗人的情感体验。《豳风?七月》是一篇反映当时生活的农事诗,其中对蟋蟀的活动规律的描述是非常细致的,但基本上止于客观的描述。正如姚际恒所言: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诗经通论》)。如果我们将《七月》与《礼记?月令》《夏小正》等书籍中的记载相比较,可知姚氏所言不虚。即使是被姚氏誉为开感时惜物之先的《唐风?蟋蟀》,也主要是起点明季节时间的作用,只是一个引子,它与后面主辞的内容基本是游离的。总之,蟋蟀意象在《诗经》中还仅仅处于开始阶段,基本上止于外在的自然物象或客观事物的自然形式,很少见出主体的内在状况。这时的蟋蟀意象严格说来还不是文学活动中的意象。因为,艺术创造是从外界自然中选取适当的物质形式材料作为自身的形式。但是,……纳入艺术中的形式,是经过心灵的思考和清洗后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为了最充分地显现理念内容的形式。所以,原生的外在自然形式不能等同于艺术形式。”[4]不过,由于它取象于秋,这便为作者立意提供了触媒,一旦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外在的物象就会被灌注充盈的内在精神。

2. 立中国古典文学中蟋蟀意象的立意与《楚辞》相关,特别是屈原相关。《楚辞》上承《诗经》下开汉赋,为中国古典诗歌之一大变。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除了以其忠君爱国被后世赞许,还以其人格力量警醒后人,这种人格魅力在他往往以愤世嫉俗的形式和强烈的主体精神出之。露才扬己,特立独行,出污泥而不染,死而不容自疏。人们注意到了屈赋中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忠而见疑故生怨,才高见逐故生哀。怨楚王忠奸不分,怨时人昏昧不知;哀楚国,哀故都,哀江南,哀众芳芜秽,哀吾生无乐……。然而,哀怨毕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在屈原的精神世界中更主要的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这就是忧患。这种忧患既有国忧民忧,更有对时光倏忽生命短促的忧虑,并且它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离骚》)“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远游》)所以,金圣叹将《离骚》与忧患之书”——《易》相比较,认为其事同,其心同,则其艰难同,而其忧自不能不同。两者都是忧患之心迫而成书(《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序离骚经》)从这些诗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飞速流逝的时光的儆惧和人生苦短功业难就的慨叹,这在后来的许多诗人那里得到了回响。象这样的句子在屈子的诗中俯首皆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大司命》)“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离骚》)日月尚能死则又育,而人何所不死?”(《天问》)遥望西天的落日,诗人感叹生命的衰微。在这些诗句背后隐含着一种新的时间观念:时不可以淹”(《招魂》)春秋忽其不淹”(《远逰》),而且时不可兮骤得”(《湘夫人》)岁忽忽而不返”(贾谊《惜誓》)。时间不停地流逝,一去不还。在这种时间的观照下,诗人先行到死亡,体验着死亡,感受着生命的急促与悲哀。这与庄子笔下的古之真人眼中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在那里时间是循环的,生死也与四时一样循环着,终而复始,人们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祈,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在楚辞中,诗人对时光的流逝分外敏感,生天地之若过”(《九辩》),于是,日暮黄昏岁暮清秋也让人感到紧迫与忧伤:日将暮兮怅忘归。”(《河伯》)“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怀沙》)“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在屈原的笔下虽未出现蟋蟀这一具体的物象,但其立”——悲秋主题,却为蟋蟀意象的出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只有深入到自己内部,才能把握自然的自然性,把握自然的生命:生命感觉生命,就是说,生命把生命象自己那样作为自己而从内部加以理解。”[5]只有基于人自身自由的主体性与生命体验,才能照亮自然界的自在的生命形式;只有在具有生命体验的主体的视界里,自然界才绽开其深刻本性,并与她的主体产生共鸣。如果说《诗经》从外在的方面(“”)展示了蟋蟀的性状,那末,屈原的时光之嗟和悲秋意识则从内在的方面(“”)为蟋蟀意象的精神蕴藉定下了音调。而宋玉则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3. 融明代贺贻孙认为洞庭波兮木叶下七字可敌宋玉悲秋一篇。生为楚国贵族的屈原,以其强烈的主体精神震撼人心光彩日月,给人以悲壮而不是悲哀。因此,在显示自己的精神风貌时多取高尚圣洁的形象,而不可能选用蟋蟀。从屈原到宋玉,士人的价值观和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玉作品中蟋蟀的出现,喻示着士人的命运,就如同盛唐诗人鲜用蟋蟀而中晚唐诗人选用蟋蟀渐多喻示了士人的命运一样。

悲哉!秋之为气也!……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宋玉:《九辩》)后世一提到悲秋,就会想到宋玉的这首诗歌。宋玉悲成了悲秋的代名词。贺贻孙评价悲哉!秋之为气也七字云:遂开无限文心。后人言秋声秋色秋梦秋光秋水秋江秋叶秋砧秋蛩秋云秋月秋烟秋灯,种种秋意,皆从七字内指某一种以为秋耳(《骚筏》)

《楚辞》的影响还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对《离骚》有一段描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屈原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引向深入,将物与我景与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草木虫鱼等景物无不具有丰富的意味,取类虽迩,兴有远旨,达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这为的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持。

汉魏时期,诗人们受《楚辞》的影响,藉自然物象寄托情思。东汉末期,身历战乱,诗人更容易感受沧桑变迁和人命微浅;魏晋时期随着人的自觉生命意识的勃兴以及人们对自然界的细密观察,文人频频在诗歌和小赋中借助草木虫鱼表达忧生之嗟,其中就有不少吟咏蟋蟀的。《古诗十九首》就有两首写到蟋蟀,西晋张协以蟋蟀的鸣声衬托人的孤寂和岁月的流逝: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离居几何时,鑚燧忽改木。”(《杂诗》)蟋蟀同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盛唐诗人为大唐气象所笼罩,鲜有取象于蟋蟀的。自安史之乱以后,高远的心性愈来愈少,微虫的低吟又渐渐响起。杜甫已敏感到了时代的季候变化。白居易《闻蛩》:闻蛩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

统观这一阶段,处于不断的融合过程中,而且诗人是基于本己的生命体验来融象赋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两方面彼此渗透的过程。从蟋蟀命名的变化也可看出它与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日益趋近。在《诗经》里称蟋蟀,其命名是摹拟该昆虫的鸣声。在其后的《尔雅》中亦释为。西汉的扬雄《方言》云:蜻蛚,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蛬。到了魏晋时,崔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初秋生,得寒乃鸣。一云济南谓之懒妇。郭璞《尔雅注》云:今促织也,亦名蜻蛚。魏晋时期,以人的吟咏活动来比附蟋蟀的鸣声,故有吟蛩的称谓;以妇女的纺织活动来指称蟋蟀,便有了促织懒妇的叫法。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上看,一个词不仅标志它所指称的对象,而且包涵了命名者或使用者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倾向。例如阳雀杜鹃魂归鸟虽同指一物,但在使用者和读者那里,它们所唤起的反应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较为客观或愉悦的情况下,人们多用蟋蟀之名,而在着意表达秋意商音时则往往选择寒蛩促织等。朱自清先生在分析《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中的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时说道:本诗不用蟋蟀而用促织,也许略含有别人忙于工作,自己却偃蹇无成的意思。”(《古诗十九首释》)蟋蟀这一自然界的昆虫,到凝聚着社会生活和生命的时间感受的促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人化,自然景物意象化的过程。

4. 定型。这一阶段是蟋蟀意象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成熟和定型的阶段。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陶铸,蟋蟀意象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可以超越个体经验的限制而直接进入普遍性的形式,从而达到自由的吟唱。不过,这其中也潜伏着一种危险,随着艺术形式的定型和普泛化,从前的那种活力和个体新颖性也可能渐渐消失,导致蟋蟀意象的老化钝化。

宋代涌现了大量吟咏蟋蟀的诗词:有抒写秋悲的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柳永《戚氏》)庭草衔秋自短长,悲蛩传响答寒螀”(高翥《秋日》);有同情百姓疾苦的布谷布谷解劝耕,蟋蟀蟋蟀能促织;州符县帖无已时,劝耕促织知何益?”(陆游《夜闻蟋蟀》)有轻逸明丽的机杼蛩声里,犁锄鹭影边”(裘万顷《雨后》)。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姜夔的《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吟秋,离宫吊月,别有伤情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这首著名的咏物词寄意遥深,人生愁苦家国遗憾,皆从听蟋蟀之哀音中化出。该词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一种思想情绪,一种岁月流逝人生孤寂的落寞情怀。这种情感的基础是人类先验的共同本性——对生命的珍惜,以及在长期的审美经验中形成的关系结构,如这里的蟋蟀秋月寒露冷雨苍苔哀音砧杵候馆离宫……。诗人通古今而观之,将其组织在一个晶莹的艺术世界中,并借此艺术符号去叩问观者的心扉,唤起人们的共鸣。蟋蟀意象在姜夔这里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圆熟的境界,它是一种滤去具体生活内容的形式感情和相对独立的符号世界。如果说铜铺石井是白石当时亲历之处,那么候馆离宫则已是一种联想总结泛化,作者在情感驱动和形式指引下,将一己之感情提升到同道民族和人类共通的普遍性的感情的平台上,与之相交通。当然,当诗人对普遍性的形式情感的兴趣超过了对具体情境中的个体性的情感的兴趣时,会产生概念化的倾向和过分雕饰的痕迹。近代王国维对姜夔的咏物词就颇有微辞: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人间词话》)姜夔的词造语虽工,但往往缺乏特殊境遇中的个体性的情感,缺少即景即情的兴会漫与;过多地是在符号世界中涵泳,而缺少与宇宙人生的原始沟通。宋代以降,不乏吟蛩之佳作,但亦不出迁客谪臣寒士孤女之秋怨,鲜有能翻新者。

随着现代化都市化的进程和诗人精神风貌的转换,蟋蟀这种微虫的哀音日趋消逝,这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但古代诗人对生命的关注对自然灵性的敏感,对于今天纷扰的人们也许还有其价值;居住在钢筋水泥的保卫之中,我们已难听到那远古传来的纤微的夜音,但我们不能忘了不时听听我们的心音。

 

参考文献:

[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科学出版社,1956.

[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邱紫华.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伽达默尔.黑格尔辩证法;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王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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